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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事故频发的原因是什么

尽管中国经济以每年近10%的速度快速发展,但人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中之一就是大量工伤和死亡。

根据中国官方统计,去年1月至10月,中国有13283人死于工业事故,其中许多是农民。

分析人士指出,农民工缺乏最基本的权益保护。

2003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约为9%。与此同时,工业事故也在以相同甚至更高的速度增长。

据官方统计,2003年前十个月,中国工伤人数上升了9.6%。

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2003年10月发布报告称,2003年1月至10月,中国工矿企业发生重大事故13000多起,死亡13283人。

农民工缺乏基本权益保护中国是一个工矿事故频发的国家。

曾组织过中国首届全国工伤赔偿大会的泰律师对她说,中国的工伤赔偿立法领先于世界。

他说:“自1990年以来,国家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工人的法律法规,包括一系列工伤赔偿的法律法规。

关于工伤的这一节是在96年前引入的。劳动法出台后,劳动部制定了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关于如何减少工伤发生和工伤发生后如何赔偿的法律法规非常明确。

他说:「自一九九六年五月一日起,他的律师事务所已为工人提出四千九百多宗工伤申索。

越来越多的工人依靠法律程序来保护他们的权益,但是他们面临的困难是巨大的。困难之一是当地政府的保护主义法规,规定了当地工人和外国工人不同的补偿标准。

戴秉国说:“例如,在中国上海,外籍工人在上海遭受工伤,如二级残疾,外国人只能赔偿6万元以上,而上海人可以赔偿40多万元。

福建厦门规定,如果当地人因工受伤,他们可以赔偿40多万元的继发性残疾,而外国人只能赔偿4万多元。

例如,广东省东莞市制定了不同的地方差别待遇。

换句话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建立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而在一些地方,为了发展经济,对工人权利的保护是敷衍了事的,而经济的发展是以法律法规和工人的生命和物质成本为代价的。

中国最近出版的《中国工伤索赔研究中的健康成本》一书的作者刘恺名是中国深圳非政府组织“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的负责人。

他同意戴秉国的观点,即尽管中国保护工人的法律很完善,但一旦达到地方水平,就无法很好地实施。

他说:“许多地方政府和政府官员与企业关系非常密切。

例如,在广东,有大量的“三来一补”企业。这些企业的许多大老板来自台湾、中国和香港,但来自当地的乡镇经济发展公司,也就是说,当当地政府的利益、当地社区的利益、当地政府官员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时,法律的实施就有很大的折扣。

”刘开明说,这些依靠来料、来样加工型的企业只有在政府权力与经济利益彻底脱钩的时候,法律才有可能得到执行。“刘恺名说,这些依赖进口材料和样品的企业只有在政府权力和经济利益完全脱钩的情况下才能实施法律。

尽管中国的执法仍有许多障碍,但这是中国工人,特别是没有社会保障的工人,能够用来保护自己权益的唯一武器。

刘恺名说,中国工人不能成立自己的独立工会,农民工也不可能加入官方工会。

他说:“尤其重要的是,他们没有组织力量。

目前,虽然我们在第十四次全国工会代表大会上把招收农民工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但坦率地说,我们目前的工会在维护工人权益,特别是保护农民工方面做得还不够。

他们没有其他组织的力量或形式。

刘恺名说,广东的经济发展可以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也是中国发展的典型范例。

然而,对此做出巨大贡献的工人,特别是处于生产前沿的移徙工人,并没有从快速的经济发展中受益,他们仍然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他认为,中国新领导层已经开始反思这个问题,并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中国工人的困境。

刘恺名认为,这是像他这样呼吁中国劳工权益的非政府组织能够在中国存在并为劳工做些事情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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